「青年要立志做大事，不要立志做大官」。這是 孫中山先生勉勵國人的名言，他本人亦身體力行，作者深受感動，加上出身情報世家，家父母於抗戰前參加軍統局（軍情局前身）的革命行列，余之幼年係在軍統局中成長，受到叔伯阿姨們（軍統局同志）愛國情懷之耳濡目染，自小即以做一個「無名英雄」自許。
在就讀高中時期，適逢局勢動盪，台海戰雲密布，熱血兒女，風起雲湧，同學們熱中於愛國活動，參加劇運，慰勞三軍，「八二三」砲戰爆發，同學們組成勸募劇隊，冒著雨淋、日曬，將募得之捐款全數繳給中央日報社代轉金馬前線做為「愛國基金」。畢業後力排眾議，並違悖方善輝老師（我國火箭學科學家，於民國五四年留美攻讀博士學位時病逝美國）之勸阻，帶筆從戎，投考政戰學校，一心想以身許國，以追隨叔伯阿姨的獻身為國志向。
軍校畢業後，分發陸軍飛彈部隊，仍未忘記參與情報工作之志向，三年後上書陸軍政戰主任（昔日政戰學校副校長）梁孝煌將軍，請求調職情報局工作，以待機潛赴敵後為國効命。但梁將軍以飛彈部隊任務需要予以婉留，自此即下定決心，永留基層服務，曾有拒升上階職務，婉拒晉升之紀錄，但軍中人事制度由不得個人意願，為了實現「不做大官」之理念，只得退伍轉任花蓮四維高中教員，從事教育工作，以教育學生的愛國情操。
民國六十六年底，中美關係危急，作者再度受到愛國心之之激發，重披軍裝，回到娘家（飛彈部隊），與神箭勇士共同為護衛空防安全而努力，但仍然婉拒長官保薦飛彈北指部處長之職缺，只得走入軍訓工作之行列，以教育下一代青年，使他們能發揚愛國的精神，熱愛苦難的國家。
擔任大學教官十餘年，正值國情之演變，世界之民主潮流洶湧澎湃，東歐共產國家紛遭淹沒，連執共產霸權牛耳的蘇聯亦難逃崩解的命運，而復興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，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後盾，實踐民主改革，並引導中共之和平演變，照理說以此優勢之環境，應有利於文武合一的軍訓教育工作，事實則不然，在台灣有一股「台獨」逆流，混雜在民主改革的潮流中，不斷的打擊民主改革工程，軍訓教官便成了他們的心腹大患，欲去之而後快。
受到情勢的影響，校園已成多元化的社會，各種聲音均顯露出來，但令人憂心的是，我們四十年來的教育皆以「升學主義」導向，學生的思考力拘限於「小框框」中，缺乏獨立的思考判斷力。
學生在校園中除了鑽研本科系之專業學識外，對社會上政客之紛爭，各種紛至沓來的資訊，無力做客觀的分析與研判，最後產生二種極端反應，一是受到有心人士之利用，成為政客的工具，斷送一生的理想與前途；二是成為政治冷漠者，對民主政治產生無奈與憎惡，成為民主道路上的陌路人，以上二種現象對今後的民主發展都十分不利，足證我國的民主教育沒有紮根，也是民主改革的一大危機，民主改革的陣痛期，將成為難產，民主的寶寶將胎死腹中，我們所期待的民主政治，竟演變成暴民政治，實在不是國人所樂見的。
作者以一介平民，欲對今日之亂局有所建言，對為政者有所建議，但「人微言輕」，有感於「做大事，不做大官」的理念是否正確？身在其位，方能謀其政，身不在其位，又如何從政？如今即使上書亦未見得能下情上達，不做大官，又如何做大事？余一生所執著的「做大事而不做大官」的信念，是耶？非耶？
因而只有於退役前，將個人對教育之期望，對政治的感慨，以及輔導學生關愛國家、社會的實際作為集結成書，名為「心諫」，以聊表一個平民對苦難祖國之關懷。
杜敏君 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四日
思帆註:
個人常私下思考一個問題，學校教育的功能在哪裡?只是提供教師吃飯領薪水的地方嗎?教師到底是一種職業，還是實踐理想的傳道所?如果是傳道所，究竟是傳什麼道?於上課時，我問學生釣魚台究竟是誰的?同學支吾其詞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有人說李總統說釣魚台本來就是日本的，有人說是中國的，不然為何中共派軍艦去示威?有人說是美國的，托日本管理的，所以才會警告中共，如果動武，絕不坐視，也有人說，那是中日的領域爭執，我們不必淌入渾水.
大多數的同學均認為，也不過是一個無人居住的荒島，有什麼好爭的?好無聊，我們好好過生活最重要，這便是今日青年學子的價值觀，只要能過生活，領土是誰的並不重要，期望他們去保國衛民，可能嗎?
我的早期學生現任職陸軍官校教官，誠實的告訴我，大多數的軍校學生都是為了養家活口，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，才去軍校唸書的，很多優秀的學長，升到旅長，服役期限到了，便堅決退役，另謀發展，以免在軍中過著毫無尊嚴的日子.
一旦海峽二岸發生戰爭，不必飛機，大砲，沒有國家意識的台灣同胞與不知為誰而戰的官兵，只有舉白旗投降了，今天台灣的現實狀況不就是文官貪財(含總統及行政院秘書長)，武官怕死嗎?
學生為何對政治莫不關心?不就是不當的教育造成的嗎?
不要說是學生不知道，年輕的老師們又可曾知道?不也是在這紛亂的政治環境下受教育的嗎?
如此下去台灣成為一個缺乏宗族歸宿的國際孤兒,國家的前途又在哪裡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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